近年来，随着行政诉讼制度和实践的发展，契约精神在行政诉讼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行政诉讼也出现了契约化发展趋势。

比如，在司法行为研究中，法官在类似案件中做出不同判决，理论假设为法官判案受到了非法律因素影响，但必须排除是由于法律规则的冲突造成的。[33] (二)研究进路：自下而上的法官行为研究 在法官行为的研究上，新法律现实主义继承了旧法律现实主义的要旨，反对以法律规则为中心，坚持事实中心的研究立场，承认法律在某些时候并非完全自洽，肯定政治、道德、个人偏见等因素对司法判决的影响，但是，新法律现实主义坚持法律规则与事实因素相互平衡的观点，坚信在大多数时候法律规则和逻辑模型对法官决策仍然构成约束，司法裁决是具有可预测性的。

用弗兰克引用肯特法官的话来佐证，我首先成为事实的主宰者，然后我发现正义之所在，多半时候受道德感的支配，然后我坐下来寻找权威，而我几乎总能找到与我关于案件相吻合的原则。美国的法官行为理论往往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决策为研究对象，深入挖掘法院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有利于我们重新定位最高法院作为政治机构的角色和功能。情境主义的司法技术则十分重视目的性司法，将法律作为实现社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主张通过工具主义的法律推理取代形式主义的法律推理。正如现实主义者所说，超验的概念会使人们专注于概念、语词而忽略社会现实，空洞的概念似乎给了形而上学者所要求的稳定世界。这样，司法过程的经验研究为现实主义法学所主张，研究立场发生从规范性研究向描述性研究的转向，研究对象则从规范研究走向了行为研究。

该运动涉及学人众多、视角多元、观点纷呈，直接推动了美国司法能动主义的兴起与社会改革运动的展开。也需要一种能够整合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的模式。在他看来，不真实的角色和不真实的法律细节，意味着本片属于魔幻寓言体裁。

在《秋菊二十年：反思法律与文学》中，笔者曾进一步思考秋菊的主体性问题。实际上，他强调，《秋菊打官司》英文字幕把说法误译成justice，这本身就是一种法治对说-法的误读。尽管如此，在赵晓力看来，秋菊讨说法的真正对手不是乡土伦理中族长的教化，不是李公安（剧中的一位基层民警）平衡双方的调解方案，也不是现代法律的权利，而是村长的面子。于是，影片的悲剧性结尾不仅让秋菊满脸困惑，更让警车里的村长困惑。

为了弄明白村规与国法哪个更重要，接受过小学普法教育的山杠爷之孙寄出了匿名举报信。17在这个意义上，从李公安和县公安局的处理结果早已因为秋菊的讨说法和不服气而为村民所知，同样间接达到了公布判决书的效果。

这让秋菊开始困惑，并怀疑公家人是不是在底下都商量好了。凌斌发表于2010年的《村长的困惑：〈秋菊打官司〉再思考》一文在官民关系的中国政法语境中回应了相关批评，显著推进了关于秋菊的法学理论研究。而在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人在中国基层社会推行的许多新法（如《婚姻法》）也有非常超前的一面，因而催生出秋菊熟悉的李公安式的马锡五调解方式）。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4条规定：对同一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罚款、拘留不得连续适用。

因此，有必要讨论这三篇论文共同和重要的一些问题。最后，桑本谦继续捍卫规则治理相对个案正义的合理性。27强世功：《告别国家一元法论：秋菊的困惑与大国法治道路》，载《东方学刊》2018年冬季号（总第2期）。我们知道，苏力讨论了两部反映当代中国农村法治建设的电影，然而，他的理论分析依赖的几乎所有细节都来自《秋菊打官司》。

在讨说法的路上，秋菊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主体。从二元对立的视角出发，国家法律的入侵必然导致秋菊的悲剧，破坏了秋菊曾有的伊甸园（苏力语）。

在笔者看来，秋菊的困惑命题面临的真正挑战是：能否超越法社会学等外在理论对文艺作品的内在形式和整体结构的素材化／对象化束缚，从而超越法律与社会等法社会学命题的二元对立的必然性矛盾冲突，进而思考更具建设性的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可能。可以说，晚近的秋菊研究，已经从困惑走向解惑，从一个批判西方法治的地方性命题转向探索一般意义的法理问题，乃至法治的中国道路与世界方案。

23冯象：《新秋菊》，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6卷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然而，《村长的困惑》从秋菊故事的隐喻中寻求不同主体对于当代中国法律和政治的不同想象和可能逻辑，显著推进和拓展了晚近的秋菊研究。这句解释看似平淡，其实点出了两部电影对待普法的不同态度：前者面对法治，困惑且无法接受，有待教鱼游泳式的法治启蒙。类似的，在李公安的社会主义政法伦理的调解说教面前，村长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公家人，而宣称自己为乡里办事的干部。《秋菊打官司》人类学式的纪录片风格，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乡村生活获得了某种自在本体（being-in-itself）叙事正当性，并因此同时对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现代性和全球资本主义同质性的两种幻想。在加入WTO的宏大背景下，作为经过革命与改革塑造的乡土中国的村妇，无数的秋菊们可能会离开村庄，在遥远的沿海城市成为不断扩展的中国制造业的新工人。

假设秋菊来到城市打工，当她再次遭遇法律纠纷的时候，她还愿意信任国家法律和政府官员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她会用什么办法来讨回自己的公道呢？ 塑造秋菊主体性的生活世界，不仅是基层社会的法理和秩序，在章永乐《从秋菊到WTO》一文的分析中，一个基层社会的村妇与世界贸易的顶层设计WTO奇妙地连接在一起。就此而言，秋菊的困惑背后，是（西方）社会理论基本设定的逻辑结果。

因此，他既反对秋菊的说法，即公家要让村长道歉，也反对国家法律强行介入村庄生活，打破合理（尽管也有问题）的村庄治理结构。作为法律与文学研究者，⑧他进而提出了一个敏锐的问题：电影的许多细节充满喜剧性，秋菊不能仅仅被看作一个悲剧性角色。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批准号：2016QNF43）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庆大学高研院科技创新专项（批准号：106112015CDJXY470011）阶段性成果。24在梁信诉中央芭蕾舞团侵权案中穷尽法律救济手段，却被判侵权的中央芭蕾舞团，就像秋菊一样愤怒和困惑，不惜以严正声明的方式公开抗法，反抗业已生效的法院判决。

12从标题可见，作者质疑秋菊的困惑命题的正当性。《秋菊打官司》叙事正当性的关键词，是秋菊固执重复的说法，而非法律制度-合法性意义上的正义／司法。桑本谦和两位美国学者对秋菊的困惑的反思和挑战，在缪因知的《秋菊的错误与送法下乡》中得到最全面的推进和最精细的辨析。最后，李公安不得不也放弃伦理调解和主观能动性，转而完全认同上级机关的法律规则治理。

于是，两位学者一方面承认法律制度显然没有给秋菊带来说法，所以秋菊给普通村民带来的教训可能是应接受李公安的调解方案，而非贸然启动法律诉讼。24苏力：《昔日琼花，今日秋菊——关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产权争议的一个法理分析》，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7期。

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1条：问：侵权人不执行生效判决，不为对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应如何处理？答：侵权人拒不执行生效判决，不为对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公告、登报等方式，将判决的主要内容和有关情况公布于众，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并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六项的规定处理。不合情理的《秋菊打官司》充满喜剧色彩，让中国观众发笑，却让西方观众误以为是一出冗长乏味的情节剧。

再次，三篇论文都强调，秋菊艰难曲折讨说法的核心叙事带有某种导演刻意为之的特殊性，不足以挑战普遍性和合理性的法律规则。村长一家虽然生活还算宽裕，但缺乏劳动力，支撑村长家经济生活的支柱，主要是政治身份（工资）。

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起之后，乡村的经济情况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因此，在文末，斯通提醒准备作出评判的西方电影评论家：文化（隔阂）对于电影阐释至关重要。16凌斌：《普法、法盲与法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2期。③然而，既然秋菊打官司的结果对于万家乃至西沟子村都是悲剧性的，那么秋菊们为权利而斗争可能付出的代价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18秋菊想要的说法，民事诉讼的赔礼道歉给不了。【作者简介】 陈颀：中山大学法学院（Chen Qi， School of Law， Sun Yat-sen University）、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Consilium Research Institut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进入专题： 法治传统 法律与文学 。

因此，缪因知认为，在农村和法律现代化的背景下，秋菊的困惑虽有其特殊性，但并不具备普遍性。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拘捕涉嫌人身伤害犯罪的村长，尽管对秋菊本人和村庄生活可能是一个悲剧，但是从法律制度的激励效应——防范或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的角度而言，正式法律制度的介入具有两权相害取其轻的合理性。

而秋菊的困惑不仅是她个人的困惑，也是西沟子村的困惑。本文从包括英文、日文和韩文等外文的140多篇秋菊研究论文中，按照发表时间和学术创见，选择17篇有代表性的进行评介，②进而深入讨论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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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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